地方经济苦思转型老板们远比市长急

地方经济苦思转型 老板们远比市长急

经济转型，是中国当前的一大命题，各个地方经济也面临着普遍的转型压力。现实问题是：如何才能成功地实现转型？不少地方政府对此非常着急，又是主动推动，又是强力促进，做了很多尝试。比如，不少地区搞“腾笼换鸟”，期望在原有的空间资源上，吸引来投入产出更高、技术更先进的企业；不少地区纷纷推出各种现代产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等，希望通过大力转型尽快实现产业链的更替。　　不过，从我们的调查来看，不少所谓的新型产业园区搞得并不成功，不论是东部沿海还是西部内陆，产业园区空置的现象十分严重。一种类似房地产发展中的“鬼城”现象，在不少地方的产业园区中同样存在。比如，在中国中部某个并不发达的地级城市，GDP总量不过几百亿人民币，但该市及下属区县的各种产业区竟然有十几个之多，每个县区甚至一些镇，都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推出了高度雷同的产业园区，资源禀赋、政策优惠也都极为相似。结果可想而知，所有的产业园区都严重“营养不良”，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稀稀拉拉，不少由农田改造出来的园区都荒芜得长草了。

调查显示，这种经济转型“半拉子工程”、新兴产业园区建设“营养不良”现象在国内十分普遍。凭心而论，地方官员们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在财政资源、土地指标日趋紧绌，环境与生态约束日益严格的背景下，折腾出新兴产业园区并非易事。然而，吃力而不讨好的症结又在哪里呢？　　在我们看来，关键原因在于经济转型的主体错位—大部分地方经济转型的主体仍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毫无疑问都是市场的主体，但在中国的特殊历史原因下，经济发展对政府的依赖很大，或者说相当长时间内正是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企业的发展。改革靠政府、政策靠政府、市场准入靠政府、产业园区靠政府，资源要素投入也少不了政府。在不完全市场下，政府如果积极参与、主动推动，很多事就能办得成，反之则多半要黄。可以认为，中国的市场是政府驱动型和政府干预型的，以历史的眼光看，政府积极参与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政府参与和干预的边际效用在降低，而弊端则日益凸显。在中国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已成为必然的时候，经济转型就必须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过去政府搞各种开发区，只是提供了企业落地经营的物理空间。如果政府扩张空间的速度太快、范围太大、数量太多，一系列的问题就接踵而至：企业从哪儿来？产业从哪儿来？资金从哪儿来？当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产业园空置”现象就成为必然。　　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地方经济转型中，就有成功的例子。江苏昆山，是台商重点投资地区，台湾前100强企业中一半在此投资。但昆山近年也遇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问题，过去的代工业模式越走越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越来越高，原来先进的笔记本电脑、面板产业逐渐成为落后产业，亟需淘汰。但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谈何容易。昆山正在积极推动昆山试验区成为两岸产业合作转型升级的先行先试区，台湾区电电公会将携手昆山市政府，协助台商在昆山布局精密机械、自动化设备产业链，打造“机器人制造、产销基地”，希望脱胎换骨，成为长三角制造业台商转型升级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昆山的产业转型主体是企业。台湾友嘉实业副总裁陈向荣表示，在大陆设厂，台商制造业每五年必须像蛇脱皮一样蜕变，不这样做就无法生存。正是企业主动的成功转型，才使得昆山经济始终处在转型变化中。在昆山深耕15年的广运机电董事长谢清福表示，目前台商工厂的自动化设备，已经跨入制程设备阶段，无论在降低原料成本、减少人力、增加良率生产效益上，自动化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在企业转型的推动下，昆山的新显示产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增速已达工业增速的2倍，到“十二五”计划末期的产值分别上看3000亿元、2000亿元。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台资企业主动、积极的自我蜕变和转型发展，才使得昆山的产业结构从过去的笔电面板产业以及相关的代工业，转型为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如果不激发企业的动力，光靠政府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完成这种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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